创新与革新　西方社会勃兴

西方社会的兴盛，从内部来说是社会制度革命的结果。正是由于制度的创新和革新，使新技术能用于提高生产力，并带来了社会的富足、繁荣和进步。西方社会的兴起使得全球力量发生转移——从东方向西方转移。

在过去的1000年中，西方文明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孕育阶段的春秋时期（1648年前的600年）；内部为建立统一国家而争相改革、蓄积财力的混战阶段即战国时期（1648年－1815年前后）；走向对外扩张的帝国时期（1917年前的100年）；逐步衰落的后帝国时期（1917年后）。

西欧的地缘优势在游牧民族数十世纪的打击中显得尤其突出。践踏了东欧、东亚、南亚的蒙古力量在匈牙利就驻足了；奥斯曼土耳其也在征服巴尔干半岛之后即不再前进。拜占庭帝国始终像一个盾牌，阻挡了游牧民族的蹂躏，使其后的西方社会能自由地发展自己，顺利地完成文明的孕育。反过来，游牧民族的打击带来的恐慌，促使西方社会利用它们从东亚带来的先进文明成果如火药、指南针改进自己的军事组织、武器系统，从而促成了其他方面的变革。

欧洲的地理状况造成了它政治上的多样性。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离开来，地形上的支离破碎，限制了大兵团作战。故而这使得建立统一控制变得极为艰难。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1000年里，虽然偶然有过查理曼大帝的短时间统一，但很快因帝位更迭、国内暴动或外部入侵宣告结束。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地方政权的独立和长久存在。

分散的众多的政权的存在，以及对于欧洲大陆统一的种种尝试，导致了彼此之间的不息竞争，这种竞争迫使每一个政治实体致力于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的创新，以适应严酷残杀的现实。因此杰弗里·帕克敏锐地观察到：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武力。……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他说：西方世界赢得世界不是通过思想、价值或宗教，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

实际上，火器技术的传播更造成了军事方面的激烈竞争。政治上的多元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各方面的竞争推动了军事装备螺旋上升。军事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对财源的更大需求，这又使得经济革命迫在眉睫。货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兵役免除税——用货币给付来代替劳动投入。庄园经济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革。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发展起来了，出现了民族君主国。这些大而新的政治统一体，为海外冒险事业调集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旧的文明进入解体阶段，而新一代文明进入春秋时期，通常是以边缘地区力量的兴起以及边缘力量对核心国家的入侵为标志的。而进入战国时期的标志，则是新一代文明已初步形成，或者说已生成新的政治结构、社会组织了。因此，公元1648年前后，西方社会进入其文明的战国时期，在其后的数百年，新的文化与旧的文明代表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战争，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演进的重要动力。与之俱来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外交纷争，军事较量，使这一混战时代的图像繁乱纷呈。此后为争霸欧洲而进行的战争，在性质上和错综复杂程度上均不同于以往的战争。以前的战争是地方性的，如英国和法国王室的争斗以及条顿骑士对波兰的战争。而在17世纪后，这类传统的地区性的争斗，已被规模大得多的、为争霸欧洲大陆而进行的战争所替代。这一文明演进的特殊方式，促成了西方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全球化。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建立后的150年，法国为争夺欧洲霸主地位与周边国家尤其是英国进行一系列战争。从亨利四世到黎塞留再到马扎然及路易十四，法国数个世纪的战略目标就是称霸欧洲，至少有两次（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都险些成功。但是西欧文明的基本特征──比如市场经济、殖民地贸易以及对海洋的依赖、政治上的多元化特征等等，已在暗示欧洲文明的政治结构是多元化的：注定有几个势均力敌的大国共同维持欧洲秩序，而不可能由一国独占鳌头。

此外，西班牙、法国的兴衰表明，强国必然是一个能建立海上霸权的国家，这个国家还因为身置欧洲大陆之外而免遭四面围攻。因此，由英国建立的全球海洋帝国的时机终于来临。

这一黑暗的战国时代，则是其文化大放光明的时期。各个国家都在鼓励关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新的观点，因为只有新的尝试，才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版图的破碎、文化的生机勃勃，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这与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有极多相似之处。

拿破仑对欧洲的战争无形中涤荡了欧洲封建社会的残余，在这之后，欧洲国家都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工业化时代。而作为对欧洲统一进行了失败的尝试的拿破仑战争，则使欧洲进入了一个力量均势时期。这标志着欧洲文明的战国时代至此结束。

西方文明是以军事征服作为发动机兴起的，这一特征伴随其文明兴衰的始终。在它的战国时期，主要是对内的争霸性战争，但当它的文化逐步成熟起来，并呈一种放射态势向四周扩散时，就开始它的征服性对外战争。争夺资源市场、财富，看起来是一种经济行为，但本质上是政治的，内驱力是权力：即建立一个集中的等级有序的政治体系，在其中心的高地，是其单一民族的少数统治者，在其边缘的低地是其他落后的多个民族。这一体系是通过军事手段建立的，而支撑这种手段的资源则依靠对边缘地区的掠夺。

拿破仑的垮台以及维也纳体系的建议，意味着一种新的国际体制的形成。一个以大不列颠为中心的跨洋、跨大陆的贸易和金融网络开始吸引更多的地区加入。关税壁垒的削弱和其他重商主义的措施以及关于自由贸易观念的传播，说明一种国际性经济秩序已出现。

第二次工业革命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进程与方式。技术变化和产业革命正在影响和改变着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个时期，西方列强的势力触角已伸展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掠夺领土、输出资本和扩大国际贸易，而海陆交通运输和邮政通讯技术的大发展，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将世界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全球政治的时代已到来。全球的其他几个文明体系，如中华、伊斯兰无一幸免地遭到了西方文化的撞击，这些成为碎片的文明，在吸收了西方的技术、观念后，在西方的规则下开始了有限的变革，但仍不能摆脱西方的挤压和欺侮。